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黄健国大专毕业后到了一个企业上班，不过20多年都没有晋升。李凤的人生却是另一个轨迹，她1985年高二没读完便辍学打工，经过几十年的打拼，曾经拥有三家小公司，后来觉得力不从心，将其中两家公司结业。即便如此，剩下的轮胎公司仍旧经营得有声有色。

《上海通过"养老立法":尊重习惯、弥合"数字鸿沟"》怀着对这项“神服务”的好奇，韩国记者还在中国特地体验了一番。据《中央日报》报道，4日晚，韩国记者办公室所在的北京市中心建国门一带，记者尝试使用了该软件。建国门这附近还不算娱乐区域，但在半径400米以内地图上跳出10名代喝人的位置。记者在点击其中一名代喝人后立即弹出他的自我介绍——“奥运会金牌级喝酒选手”，“酒量是白酒两瓶、啤酒一箱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