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《故宫博物院深耕的年轻人:上屋顶、下库房、修文物》从这份报告看，2018—2022年各省制度运行情况差异较大，而且还有进一步分化的趋势。2018-2022年“收不抵支”省份的个数约为13-14个。另外，基金累计结余在各省之间的差距更为显著，广东、北京等东部高积累省份基金规模继续升高，东北、西北部分省份结余耗尽风险加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