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高法今年6月曾经对工商部门的建议作出回复，回复表示2014年的规定是特殊背景下的特殊政策考量。但就现阶段情况看，职业打假人群体及其引发的诉讼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和变化，其负面影响日益凸显，最高法要逐步遏制“职业打假人”的牟利性打假行为。赵律师介绍，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》也即将出台，该条例意见稿中不认可职业打假人为消费者，对职业打假人持一种否定态度。因此，关于江小华一案的判决，可能代表着法院的态度。

童小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对儿童取证，应结合孩子不同年龄段、不同情形判断用不同方式。有些性侵案中的孩子不到两岁，不可能用语言交流。“研究发现，9岁-12岁的孩子是性侵儿童案相对集中的年龄段。”但这个年龄段或再大点的孩子，可能遭遇这类事情后不愿说话，想让他说出来也很难。

《人事动态｜庄少勤任自然资源部副部长》但也有一些变通或例外。一般情况下，刑事案件审结后另行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不予受理。李莹办理的一起未成年人被强迫卖淫案，刑事案件开庭时受害方未得到通知，只好另行起诉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。她最近刚刚拿到判决，法院酌情认定被告赔偿2万元精神损失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