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宏观层面，国家应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立法，让性骚扰受害者维权更有依据。微观层面，用人单位、学校等也应当探索并建立一定的防范和申诉机制。否则，员工、学生遭遇性骚扰申诉无门，剩下的选择要么“忍”，要么“滚”。

香港大学法学博士、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凌就曾指出，自打我们从农业社会逐渐迈入城市商业社会，从熟人社区转向陌生人的社区，我们就更注重隐私了，所以建筑材料被要求更加隔音、窗户要更加阻光，人们也更倾向于生活在大大小小的“鸽子笼”中。

《日本诹访之濑岛火山喷发 警戒级别调升至3级》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