童小军说，该制度建设要明确主责机构，设专门的儿童保护服务机构，工作模式则跨专业、跨领域、跨部门。“一般来讲，这个专门专业的儿童保护服务机构，应设置在民政部门，国家给予充分授权，明确责任目标，给予资金支持。”

皮艺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、宏观有关，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，虽然起到积极作用，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。性侵儿童报案难、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、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。

《我国建立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 意义何在？》“性侵儿童处于冰山下的状态，儿童报警的可能性较小。”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说。相当一部分儿童没有防性侵意识，缺乏辨识能力。性侵儿童案30％以上是非常熟的人，如家庭成员、老师、教练等，“对孩子来说他们是权威人士，是敬畏的对象，再对其威逼利诱，报警可能性更小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