邵荃麟从不发脾气，但是也极少开怀大笑，从早到晚烟不离手，每天无休止地读书写作。他每天要吸三包大中华。困难时期，作协秘书长张僖通过外事渠道每个月给他搞来9条烟，其中一半是自行燃灭的。

当年4月18日，武汉市治庸办通报了首轮治庸处罚结果：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23人，通报批评的34人，诫勉谈话的14人，调离现职工作岗位的7人，辞退的1人，扣除当月绩效奖金的4人，扣除全年绩效奖金的1人，取消年度评优评先资格的8人，停职反省一个月的2人，并责成6个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作出公开检讨。同时，39人均受到2项以上的问责处理，最多的一名工作人员共受到6项问责处理。

《国资委：成效显现 抓紧抓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》1964年3月，文联和作协开始整风。秋天，社会上已经开始批判“三家村”，作协主要是批邵荃麟和赵树理的“中间人物论”。